Wan Chin (陳雲):

“我對「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的評論:此乃毀滅香港城邦生態的外科手術式屠殺行動。香港邊境的綠帶和郊野,保護香港的生態完整和農業生產,是香港自主城邦的綠色長城。此計劃是用外科手術,將保護帶切除,毀滅香港的城邦性格,使得香港成為廣東省境內的商業區。
使乜撚長篇大論,一句講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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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壟斷 對抗複製
(2011年01月14日)

有錢佬一胞三胎(1),貧窮人七屍八命。
有錢佬以地產霸權複製成功經驗,以生殖科技複製自己,窮人卻只能棲身蝸居絕窟,用闔家燒炭和連環跳樓的自殺技術,複製失敗經驗。官商勾結、地產霸權之下,這就是香港富人與窮人的命運。這不是「五十後」、「八十後」面對的世代抗爭問題,也不是仇富的心理問題,而是香港全民面對的階級剝削經濟及貧富隔離(poor-rich apartheid)的政治問題。
撰文:陳雲(節錄自《九評地產黨》)

地產霸權腐化香港的政治,敗壞香港的公德,吞噬老百姓的畢生儲蓄和閒暇享受,破壞小企業主的生計,毀滅窮人安身的舊區,蹂躪農民棲息的鄉土,掃蕩坊眾聚腳的街道,圈禁民眾聯誼活動的範圍,殺害野外生物。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逐漸成形的地產霸權,是虐殺香港公共生活、葬送香港共同前途的大兇手。香港地產財閥,罪行滔天,惡貫滿盈,是要打落地獄的一群妖魔鬼怪。
財閥何以成功,貧民何以失敗?略露一端,可窺全豹。同舟共濟,勤儉興家只是老百姓的《獅子山下》;財閥的《獅子山下》,是損人利己,見死不救。統治香港的,原來有兩批人,或者兩批鬼,一批是出面做事的黑無常,一批是背後坐鎮的白無常。至於閻羅王,以前在倫敦,如今在北京。
天水圍的悲情,由地產商和政府聯手造成。天水圍人口二十七萬,失業率高達百分之九,高踞全香港。居民可以到區外找工作,卻要忍受高昂的交通費和漫長的交通時間,犧牲家庭積蓄和閒暇時間。天水圍的地價和工資相對廉宜,交通網絡也算發達,鄰近元朗和邊境地區的消費力也高,很多團體和名人向政府獻計,在天水圍發展商業和服務業,例如邊境商貿中心、物流和迷你儲物貨倉、飲食市集(大牌檔中心)(2)、散貨場中心(factory outlet)、護理服務中心等等,然而一一被政府推搪過去,無功而還。2010年12月6日英文《南華早報》的挖掘式報道,終於揭開悲情城市的謎底;1982年,政府開發天水圍新市鎮之際,與Mightycity地產發展公司(3)簽訂密議(正式名稱叫「私人備忘錄」private memorandum),限制政府不得在該區另行發展商業,以免妨礙私人屋苑的商業收益。

商督官辦 暗無天日
1988年,政府與發展商簽訂的私人備忘錄首度發威。當時政府建議在天水圍新市鎮第三十三區興建一座永久街市,但發展商反對,結果改為臨時街市,後來更拆卸了,變成巴士總站及中央公園塔。拓展署在1989年3月通過的天水圍分區規劃大綱圖內說明:「在該處建立永久街市,可照顧私人屋苑居民的需要。Mightycity卻反對計劃,認為會對其商業設施構成競爭。」這只是白紙黑字記錄在案的一宗。
以前滿洲政府的異族統治,暴虐無道,清末之際朝廷即使積弱,試行開發實業,也知道要官督商辦,責成企業按官家吩咐辦事,不可侵吞公家利益,然而香港卻是商督官辦,政府坐視天水圍新市鎮生靈塗炭,也不敢向地產財閥吭聲一句。地產商何以大發特發,窮人何以日捱夜捱,闔家自殺,原因就是政府偏袒地產商、以利益收買地產商,以便彼此合謀,共同管制香港人民,虐殺香港人民,甚至不惜犧牲公共利益,向商家放權讓利。天水圍的案例,只是最明顯的,明顯到報章可以輕易追查到真憑實據的一宗。若說地產財閥是妖精惡煞,香港政府便是羅剎魔鬼,幕後黑手。
該私人備忘錄透露的,只是當年香港政府與發展商的「私人」交易的一部分。1982年,政府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面積接近五百公頃的魚塘和農地,然後再與發展商共同開發。事緣1977年,當年的土地供應特別委員會(或稱土地闢增特別委員會Special Committee on Land Production)建議研究開發天水圍新市鎮。春江水暖鴨先知,財團Mightycity窺準發展機會,1979年起開始在天水圍收購農地及漁塘,面積多達四百八十八公頃。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Mightycity囤積大量土地之後,接觸政府,提議興建一個可容納超過五十萬人口的新市鎮。財團原來的計劃是,撥出部分土地予政府興建公共房屋,以換取政府興建整個新市鎮的基建及公共設施。1982年,政府否決地產商的建議,但同年,財團卻得到政府不尋常的、更為優惠的安排:地政工務司陳乃強在1982年7月29日公布,政府會以二十二億五千八百萬港元向Mightycity回購所有天水圍農地和魚塘,再以八億元的代價向發展商批出當中四十公頃的土地。政府以每平方呎四十六元向財團回購農地,呎價比1980年一次由法庭處理的土地拍賣的估值多出三倍,該年的拍賣價只是每平方呎十一元半。

政府倒貼 市民遭殃
政府一貫的開發原則,是地產商要求發展農地,便要向政府補地價,財富回籠官庫,但開發天水圍的安排,卻反其道而行,由政府用高價向地產商回購全部土地,再批出土地與地產商開發。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羅致光評論此事:「政府決定以高於市場價格向發展商買回土地,並且簽署私人備忘協議,以今日的標準來看,是不可想像的。」羅致光是少數閱覽過這份協議的非政府人員,據羅教授了解,只有少數高級官員可以接觸此私人備忘錄。
根據1982年7月29日簽署的官商私人協議,天水圍新市鎮內一百六十九公頃土地劃為發展區,其中三十八點八公頃交予Mightycity發展私人屋苑,其餘一百三十公頃則留作興建公屋及資助房屋。一百六十九公頃以外的土地由政府留作土地儲備。1988年,該項投資額達數十億港元的私人屋苑發展計劃展開之際,長實集團及主席李嘉誠個人分別增持Mightycity的股份至48.25%及0.75%。同年,政府委任長江實業為「項目經理」(project manager)。1992至1999年間,Mightycity在天水圍興建了唯一的私人大型屋苑嘉湖山莊,共有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個住宅單位。屋苑內有總樓面達七萬五千平方米的商業設施,包括嘉湖銀座商場及有一千一百零二個房間的嘉湖海逸酒店。然而,即使社區需求殷切,政府卻受制於協議,無法建立一個如沙田、荃灣一般的自給自足的新市鎮,促進本地就業,令社區健康發展,政府只能在公共屋邨設立一些街坊小店,其規模也不能威脅Mightycity發展的私人商業設施。(4)
英文《南華早報》揭露密議之後,消息即日在面書廣傳廣論,眾人譁然,粗口橫飛,但此地並無一家中文報紙夠膽跟進,只有網站《獨立媒體》出了個中譯本。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一個富裕無倫、資訊暢通的香港,被人弄得遍地都是活殭屍,揭發了匪夷所思的官商勾結大計謀,此地卻沒有一家獨立的中文報紙或中文電視台仗義執言,答案不是很清楚嗎?

政權交接 地產成魔
該匪夷所思的官商協議,在1982年達成,有其特定的歷史任務。1979年,港督麥理浩訪京,會晤鄧小平,意會到1997年主權移交的限期,部署撤退。前殖民地政府準備加強建設香港,將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變身為接近自主運作的城邦,做到市面繁榮,福利優厚。然則,由於殖民地政府不可能遽然給予民主自治,卻要維繫和諧穩定,又要大興基建與提高公共服務,錢從何來,合謀者(買辦)在哪?抽重稅又不行,向人民徵重稅的代價,是必然刺激民主訴求。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破產之後,政府用土地代替黃金,支持貨幣,帶起一切信貸衍生的經濟侵奪,令國庫迅速膨脹,有錢可用。這一招變賣國土、挑選買辦、充實國庫而又不必民主授權之計,九七過渡期的香港政府懂得,現今的中共政府也懂得。
英國人部署撤出的時候,與中共妥協,收買中共代辦及香港華資,將華資地產財閥捧上神壇,默許他們取代英資,成為香港商業的支柱,用商業財閥穩定交接期間的政局。今日香港官商勾結的政局,是回歸前的中英勾結所奠定的。地產財閥食了中英兩家茶禮,左右逢源,壯大之後恃勢凌人,同時進駐中共的人大政協和港府的立法會功能組別和諮詢架構,劫持政府,阻擋民主,以免一人一票的制度可以限制他們的暴利。從上述Mightycity當年的股權成分之中,即使是對政治經濟學一竅不通的人,也能讀出箇中玄機。
政府限制土地供應及公屋供應之下,香港地價拾級而上。由於此地的人無家無國,一時之間難以凝聚共同信念與地產霸權抗爭,以致大家都將共同的命運抗爭化作私人的命運拼搏,爭相入市買樓,致令此地民風畸變,以擁有金錢及樓房為唯一成功標準,鄙棄文化價值,令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人文精神,無以為繼。地產商建立的私人屋苑,形同獨立堡壘,四周門禁森嚴,即使個別商場有地面商舖,也在公路之側,毗鄰各種阻礙設施(停車場出口、垃圾房、落貨位、巴士總站車道等),行人稀少。即使地產發展項目在市區街道之內,政府也放棄規劃及監管的權力,坐視地產商封鎖地面,用圍牆及停車場出口截斷街道。至於原本屬於公共空間的商場空地及通道,政府也委託地產商管理,任由地產商訂立苛刻的管理章則,甚至私下出租謀利。地產商不斷複製屋苑和商場,公共空間和街坊生活節節敗退,終有一日,香港變成堡壘林立的歐洲中世紀黑暗時代。

惡霸擋路 港人起義
香港的問題,絕不是「五十後」鬥「八十後」的問題。大量「五十後」的人,都是被社會遺棄的窮困階級,很多老人家流落街頭拾荒謀生,只有絕少數人成為中環大亨。香港面對的不是世代抗爭,不是老人不願退位而年輕人不能上位的問題,而是共同的時代問題,是機會重新開放、經濟轉型和社會價值觀改變的問題。「八十後」提出的議程,是跨世代和跨階級的香港人的共同利益。踏入二十一世紀,2000年之後的幾年,八十後提出的保育香港運動,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保衛灣仔喜帖街的街坊生活、反對時代廣場圈禁公共土地、反對興建高鐵浪費公帑破壞人文地理、保衛菜園村及鄉郊農民生計,都是代表香港整體人民、特別是代表被剝削的弱勢社群去抗爭的,絕不是為了自己的世代利益。香港人普遍的仇富情緒,咒罵地產財閥,咒罵收樓惡魔,咒罵「領匯」吸血鬼,也不是痛恨資本主義,而是反對財富掠奪,反對官商勾結的地產霸權。
香港目下的問題,是富人階級壟斷一切資源的嚴重問題、貧富對立的問題。香港所有資源——金融地產、商舖租金、自然資源、濕地、郊野公園勝景都被地產財閥據為己有,這才是我們面對的大問題。
香港已入絕境。老財閥的成功圈地經驗,老高級中產的私人置業自保,面對新的金融資本主義和跨境資金,以及香港民風之衰敗,已經無法複製。雖然富人關閉名校的大門,也霸佔優秀的山水環境,企圖獨享其成功複製權,甚至借助人工受孕和代母服務,真的在生物上複製自己,也是徒勞無功。香港面臨的是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有兩個工具,第一個是和平的選票,即是民主充權,第二個是暴力的革命,推翻現行秩序,重建民主。兩個選擇,就擺在我們面前。民主的效益比暴力革命好得多,民主是理性的選擇,因為暴力革命之後,始終要回到民主。然則,香港的富人階級誤以為窮人不會走上暴力革命以開啟民主的路,於是不斷霸佔資源和設下壁壘,逼死窮人,最終,他們將是暴力革命的締造者。
股壇聖手、一代富翁曹仁超坦誠表白,他們的一代地產金融炒家,成功踢走英資,掌握地產複製財富的方程式,預支了香港四代人的金錢。他向年輕人擲下戰書,要年輕人另闢蹊徑,找到「五十後」一代不懂得的方法。(5)我不是年輕人,也不是坐享地產套利術的老資產階級,但我不妨提出我的方法。正如本文開首說的,地產壟斷是政治問題。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政治鬥爭,恰好是地產霸權不懂得的方法。
民國九十九年夏曆庚寅年十一月十七日冬至 西元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註釋:
(1)2010年10月底,香港報章爭相披露一未經當事人確定之消息,轟動香港。富豪李兆基之子李家傑在境外借助代母產下三子。李家傑單身而有三子,即是三子一出世便遭剝奪母親之身及母親之倫,令港人困惑。參閱見〈代母產子觸發社會討論〉,《明報》,2010年10月28日。〈代母產子全城熱話 李家傑:給我私人空間〉,《頭條日報》,2010年10月30日。
(2)該計劃由蔡瀾在2008年12月構思,向政府提出在濕地公園附近發展112B區開設三百個熟食攤檔,2009年告吹。蔡瀾寫下〈羞恥〉一文悼念其「大牌檔村」計劃,見《蘋果日報》副刊,2009年11月16日。另見英文《南華早報》報道,Job-creation plans for Tin Shui Wai rejected,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中譯本參閱〈天水圍創造就業計劃被否決〉,《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3)Mightycity當時的股權分布為:華潤持有51%,長江實業擁有12.5%,會德豐、Trafalgar Housing及其他共佔36.5%。該公司現時的股權分別由華潤創業及長江實業集團持有。
(4)以上報道,摘錄自英文《南華早報》,Colonial deal built ‘City of Sadness’,記者Vivian Kwok,2010年12月3日。網上閱讀:http://topics.scmp.com/news/hk-news-watch/article/Colonial-deal-built–City-of-Sadness。中譯本參閱〈八二年官商協議限制商業發展 種下天水圍「悲情」禍端〉,《獨立媒體》網站(http://www.inmediahk.net),2010年12月9日。
(5)〈與曹仁超對話〉,Milk雜誌,2009年5月27日。
尊子漫畫,原載於《明報》

It is the best of time, it is the worst of time.

In the darkest days of Hong Kong democracy, when everything seems hopeless, the HKSAR-developer conglomerate dominating all state affairs with no checks or balances, backed by the totalitarian and all powerful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en the youth find no future,
when the establishment, with the legislature, executive and mass media in their hands, and the judiciary threatened, do everything they can to silent dissent,

there is a new light: through optical fibres,
citizens communicate directly to legislators in manners, urgency and audacity yet unseen;
legislators talk directly and unfiltered to the camera of the people;
questions in the streets become questions in the chamber;
decisions and actions in the chamber are instantly discussed by the citizen.

Hong Kong has broken new grounds in and given new meanings to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See also
黃毓民議員就議事規則第28(A)條作出的個人解釋: 為義受壓迫的人有福了!